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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19-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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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1、嵇(jī)康(224年-263年 ,一作223年-262年),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 。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 。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后隐居不仕,屡拒为官。因得罪钟会,遭其构陷,而被司马昭处死,时年四十岁。

  主要成就: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开创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主要作品:《嵇中散集》。

  2、阮籍(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国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八十二首》、《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

  3、山涛(205年-283年3月3日),字巨源。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三国至西晋时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

  山涛早年孤贫,喜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四十岁时,才任郡主簿。大将军司马师执政时,山涛被举为秀才,累迁尚书吏部郎。西晋建立后,升任大鸿胪。历任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职。

  他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意旨,且亲作评论,时人称之为“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太康三年(282年),升为司徒,以老病归家。次年去世,年七十九,谥号“康”。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4、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竹林七贤之一 。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后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泰始八年(272年)去世。

  向秀喜谈老庄之学,曾注《庄子》,被赞为“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世说新语·文学》)”,惜注未成便过世,郭象承其《庄子注》余绪,完成了对庄子的注释。另有作品《思旧赋》、《难嵇叔夜养生论》。

  5、刘伶(生卒年不详,一说约221年-约300年),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人,魏晋时期名士,与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和阮咸并称为“竹林七贤” 。

  刘伶嗜酒不羁,被称为“醉侯” ,好老庄之学,追求自由逍遥、无为而治。曾在建威将军王戎幕府下任参军,因无所作为而罢官。 泰始二(266)年朝廷征召刘伶再次入朝为官,被刘伶拒绝,后卒。

  刘伶现今存世的作品只有《酒德颂》 和《北芒客舍》 。其作品生动的反映了魏晋名士崇尚玄虚、消极颓废的心态,也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蔑视及对自然的向往, 后世以刘伶为蔑视礼法、纵酒避世的典型。

  6、王戎(234年-305年7月11日),字濬冲。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白沙埠镇诸葛村)人。三国至西晋时期名士、官员,“竹林七贤”之一。

  王戎出身琅玡王氏。长于清谈,以精辟的品评与识鉴而著称。最初袭父爵贞陵亭侯,被司马昭辟为掾属。累官豫州刺史、建威将军。后参与晋灭吴之战,吴国平定后,因功进封安丰县侯。在荆州拉拢士人,颇有成效。又被征召为侍中,迁任光禄勋。

  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傅、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等职,并领吏部事务。元康七年(296年),升任司徒。王戎认为天下将乱,于是不理世事,以山水游玩为乐。司马伦杀张华等,王戎因是裴頠的岳丈而被免。又起用为尚书令,再迁司徒。

  7、阮咸(约222~278年)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南)人。 魏晋时期名士。阮籍之侄,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又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并称为“竹林七贤”。卒年56岁

  阮咸在仕途上并不得意,任散骑侍郎时,山涛推举阮咸主持选举,晋武帝认为阮咸好酒虚浮,于是不用他。因质疑荀勖的音律而遭到其记恨,贬为始平太守。后无疾而终。

  阮咸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时号“妙达八音”,有“神解”之誉 。存世的作品有《律议》、《与姑书》。“阮咸”这一乐器也是因其得名。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文章中说,魏晋风度与服药关系很大。因为他们炼出的丹药是有毒的,所以吃了后浑身发热,需要吃冷食,洗冷水澡才能给自己降温。而且不能穿厚衣服,衣服需要宽松,因为吃药之后,皮肤瘙痒,很脆弱,如果衣服太紧太窄,会把皮肤磨破,至于鞋子,赤脚最好。

  此外他们还要光着脚丫子从家里走出来“发散”(“散”是药的意思),“散步”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路上遇到同样出来散步的熟人,就一起找个阴凉地方(比如竹林)坐下来聊天。但政治斗争使他们对所谓熟人并不信任,害怕自己因为阐述政治观点而被对方告发,只好答非所问地胡扯一些玄之又玄的话题。

  这时候,天色将晚,那些在田里制造粮草的老农扛着锄头回家,经过竹林,看到了他们,觉得他们真是很有“风度”,太让人羡慕了。

  嵇康和阮籍算是这些名士里最有“风度”的人了。为了避免杀身之祸,阮籍酗酒,让自己长期处于醉酒状态,那样就没人对他当真了。他一喝多除了嘴中发出哨声之外,还经常带着仆人驱车而行,这是没有任何目的的游荡。

  到了路的尽头,再也无路可走时,他就在道路的尽头痛哭。对于他所厌恶的人,他喜欢翻白眼,对于喜爱的人,则青眼有加。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嵇康(223-262)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至(今安徽宿州市西南)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

  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决破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嵇康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其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为其代表作。诗长于四言,风度清峻;《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所撰《声无哀乐论》,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鲁迅曾多次集校过其作品集。

  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开封)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

  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

  山涛(205—283年),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西晋时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山涛是竹林七贤中最年长的一位。他之加入竹林名士,是以其风神气度。同为竹林七贤的王戎对他的评论是:“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也就是说,他给人一种质素深广的印象。而大器度,正是其时名士之一种风度。虽然山涛与嵇康、阮籍情意甚笃,但是志趣其实并不相同,这从他举嵇康自代以至引出嵇康与之绝交一事,即可说明。他走的是另一条入仕的道路。

  向秀,(约227年-272年),字子期[5],魏晋间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颖慧。与嵇康等友善。向秀本隐居不出,景元四年 (263)嵇康被害后,在司马氏的高压下,他不得不应征到洛阳。此时写作《思旧赋》。后任散骑侍郎,又转黄门散骑常侍。向秀好老庄之学。当时《庄子》一书虽颇流传,但旧注“莫能究其旨统”,向秀作《庄子隐解》,解释玄理,影响甚大,对玄学的盛行起了推动作用。但向秀未注完《秋水》、《至乐》。稍后,郭象在《庄子隐解》的基础上补完《秋水》、《至乐》注释,又加发挥,成为今日所见的《庄子注》。

  刘伶,字伯伦,(约221年-300年),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年龄最小、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阮咸,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叔侄二人时人并称为“大小阮”。他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山涛认为他“贞索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 必绝于时”(见《晋书》本传), 但晋武帝认为他耽酒浮虚而不为所用。

  嵇康:善古琴,作品有《琴赋》、《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养生论》、《与山巨源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

  阮咸:制作了同名乐器——“阮咸”,精通音律,然而在文学方面没有留下作品。

  阮籍:传世作品《大人先生传》,风格与刘伶《酒德颂》相似,诗存《咏怀诗》八十二首,著有《达庄论》、《为郑冲劝晋王笺》等。

  玄学强调超越自然和宇宙本体之上的“道”、“无”的精神追求和哲学境界。玄学的兴起与汉末社会危机的加深、汉王朝的解体和经学的衰败有重要的联系,因受正始玄学的影响,嵇康等名士的荒诞异行实为释私显公的表现,自我意识、精神的觉醒和提升。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展现“竹林玄学”的狷狂名士风流自得的精神世界,刘勰《文心雕龙》评到“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肤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仙心”中显露“飘忽俊佚,言无端涯”的风格,从嵇康诗作文论中可一窥魏晋名士的玄远气度和名师风采,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玉雕上,海派玉雕师穆宇静借助竹林七贤在文学上的影响,进行玉雕雕刻,竹林七贤玉雕正反浅浮雕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聚,在竹林之下下棋,赏乐,论字画,肆意酣畅,雕工清新脱俗,2011年获得“上海玉雕神工奖”金奖,这也是古文学与今工艺的完美结合,体现了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及思维理念。

  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时曹魏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竹林七贤”之一,世称嵇中散。善于音律,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临涣镇),因家居侧有嵇山,故改姓嵇。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爱好打铁。曾被孙登说:“保身之道不足”。

  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

  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线),三国时期曹魏末年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

  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另据史料记载,因为阮籍才华横溢,在当时名气很大,掌权的司马集团很想拉拢他,但阮籍和司马集团总是若即若离。阮籍曾经当过司马集团给他的一个官——东平太守。他骑驴上任,进了衙门便令人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驴离开了,好像开一个玩笑似的。后来他又主动要了一个官干,当了一名步兵校尉,其动机就是看上了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中藏有美酒300斛。在两任官职期间,他也每日只是与刘伶饮酒吃肉,成天醉倒在酒乡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后来,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其实,阮籍在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思想、态度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的。幼时的阮籍所接受的是很正统的儒家教育,并未接触过真实社会、只沉浸在书本中的阮籍一直到青年时期都还在受此影响。他的真实想法是,当今世道大乱,唯有依靠儒家的思想教育民众,方可实现救赎,而能做到这些的,又舍我其谁?他的这种思想在他的早期作品《乐论》中可见一斑,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如今天下大乱,世风不古,可通过音乐来救赎人心,美乐至则民心顺。胸怀大志的阮籍走向社会后,通过与一干人等的接触、对社会的观察思考,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要实现太平、实现自己心中那种美好的愿望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不得不很悲痛的转投了老庄一派,原因是,在老庄的世界里,在竹林的世界里,虽然不可以“平天下”,却能独善其身,保持自己心灵的自由美好,畅然物外,其亦乐哉。可是阮籍并没有完全的去适应,尤其在司马家发动“高平陵政变”篡夺政权之后,阮籍选择了彻底放纵自己,选择了逃避。他常常自己驱车,任意游走,行至路穷处便放声大哭。他很痛苦。这是一种最悲凉的痛苦。

  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山涛虽在竹林七贤年龄最长,可是很晚才开始为官。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喙,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晋书山涛传》他第一次做官大约在正始六年左右没当多久就逃走了。山涛初次入仕时间极短,到正始八年就开始同嵇康、阮籍同做竹林之游。短短的几年隐居生活后,山涛开始了第二次入仕。

  山涛第二次入仕虽与婚姻有关,但它在此后的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活,还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作用,它为当时的晋朝选取了大量人才,在当官时选贤任人,对自己约束甚严,对于贿款而能一直坚守其节,在那时的政治风气下实属不易。

  山涛是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所以历代文人从正统观念出发对他有所非议,甚至被后世视为「贰臣」然而就如此断定山涛的评价,不免也失之公平,因为当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有迫害曹氏成员的记载,更没有杀害过正直之士,而是对有才之人大力提拔,这对社会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拜赵国相,遣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榖二百斛。《晋书山涛传》由上可知山涛在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并没有像一些官僚那样大肆兼并,生活奢华,而是雅操清明。他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不营私结党,而是选举任能。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提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有此可知山涛与其他竹林七贤有其相当的差别在于任官方面,他的积极出仕跟其他人来比的确有一段差距,他曾三次举谏阮咸为吏部郎,虽然嵇康写了与他的「绝交书」但嵇康的儿子嵇绍后来也是由山涛举谏而进入仕途的。

  山涛一生的宦途生涯几近似十年之久,从四十岁开始任郡主簿,功曹之职,因预见曹爽的被杀而隐居不仕,但是不久之后又即被召回,以后任官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得力助手,他与阮籍嵇康不同,他的一生鲜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在他的职历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吏部郎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职,这些都是属于吏部的官职,其职权是以派任官吏人事为主,属于中枢性的部门,这必须通晓官界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同时还需有识人的气度,这对一向以自己的政治器识为豪的山涛来说,正是适得其所。

  与其他六贤之差异 :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可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基本上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他还是身在红尘之中有野心想立身扬名于世,只不过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的,他与嵇康阮籍之交也可说是偶有交会迸出的火花罢。所以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足下傍通多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所谓“偶与足下相知耳”正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

  对《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一节略做补充。其实,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另一个层面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好朋友,有了这封绝交书,就不会因为自己不配合政府的态度而连累到好朋友。后来嵇康被杀害,临死前把自己的儿女托付给山涛,留言:“巨源在,汝不孤矣。”

  山涛为人磊落大度,生活节俭,做官不过多要求什么,对待朋友赤诚坦坦。后世者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牵强附会。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06990东方红论坛!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他又与吕安同在山阳地方灌园以自给。山阳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可见他们三人交往甚密。但是种田、栽培蔬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虽然他们三人的行止如此亲近,但向秀的性格却是与嵇、吕相异,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向秀则好读书,所以常被他们所嘲笑。三心灵的交流从向秀的《思旧赋》可看出:“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据晋书本传的说法,向秀是喜好老庄之学的,但是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的向秀,对儒家思想也是相当有研究的。他二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儒道论》,从他后来的《庄子注》一书中的思想满可以约略猜出,这篇文章大约是想将儒道两家的思想做一调和。(《儒道论》现已失传)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向秀有感于历来读【庄子】的人虽然很多,但为之作注者却很少,便想替【庄子】作注,完成此工作后,请嵇康、吕安批评,看完之后,几乎给予一致的赞叹。可见向秀的【庄子注】确乎超越了有旧家的注解,而直通庄子的心灵,故颜延年的【五君咏】:「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晋书】本传:「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今日向秀的【庄子注】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散见于张湛的【列子注】中。

  向、郭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哲学著作,也是当时崇有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许多观点是和贵无派对立的。这部著作,力图把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而且,更多地从儒家观点修正了道家的学说。何晏、王弼的贵无学,主张不要干涉门阀世族的特权,使世家大族的利益得以无限地扩张;而何、王的贵无论,到向、郭崇有论的转变,反映了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内部争权及发展过程。

  祟有论:在本体论方面,向、郭不赞成贵无派「无能生有」理论,提出了「物各自造」和「造物者无主」的说法。认为万物的形成和变化都是「自己而然」,万有本身就是自足的,2019-11-03唤舌尖记忆寻中国味道中华美食群英榜石家庄风。在万有自身以外并没有生化万物的独立实体;所谓无,只意味著万有的自生自得;万有都是永恒存在的,虽变万化,终不能归于无。这种学说,否定了道和无生化万物的观点,肯定了万有的实性。但这种学说也同时否认了万有之间在时间上有因果的联系,否认了万物进化的过程。

  这种崇有论,表现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天理自然」和「安分自得」的人生观,得出了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结论,认为自然和社会的秩序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物的各种差异和它们所处的各种地位也都是天然合理的;万物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追求自己分外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自由和快乐;无为并非消极无所作为,而是所作所为不应超过自己的本分;圣人身居富贵之位,同样可以享受山林隐士的清高生活等等。所有这些观点,在于论证名教并不违背自然,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能于自己的等级名分,以巩固已有的秩序。

  难养生论:向秀的思想之有异于嵇康,尚表现在他的【难养生论】一文中。【养生论】为嵇康的作品,文中主张寡欲养生,而向秀却持反对的看法,他的这种思想是将魏晋时已经盛行的老庄思想中尊重自然的想法加以推广,但是从他的表现和论理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已是站儒家的立场。纵使他对老庄思想有极度的兴趣,但却不曾以此来做为他生活态度的指针。所以,后来嵇康和吕安被处死的事件发生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当朝者的注意,准备援引为官。这也是他们思想的歧异之处。曾与司马昭的有过对谈,司马昭当时掌握实际政权。

  嵇中散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蹉。

  (箕山是山名,传说尧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二者不愿接受,就隐遁在箕山,故箕山之志即隐居之志),即使向秀在处理实际问题和思想与他的两位好友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互相争论中愈亲密,因此他对于两位死于非命的好友,那种痛惜哀伤之情,是发自本心的。自洛阳归山阳嵇康旧居时,忍不住写下了有名的《思旧赋》,文中所表现暗藏的政治黑暗与恐怖,呈现消极抵抗政治的态度,司马昭死后,向秀仍继续做他的官,只是极不得意。晋书本传说:「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不任职、容迹而已,可看出他仅挂个做官的空名,还能保持这个空有其位的空名罢了。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市)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于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裏抱著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醀然已醉矣。」

  (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从这骗取酒肉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 关于喝酒,竹林七贤裏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多。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著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后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著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经常沈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从嵇康、阮籍那裏学到一些皮毛,放荡荒唐、玩世不恭者有之,学识胆量皆无,终日醉醺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裏脱光了衣服饮酒。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

  (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裏来?」)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 作品《酒德颂》

  「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活在污浊的乱世,却又无力挽救当时的社会,刘伶只好放浪形骸,同时阮藉著酒醉的言辞行动,来表示他憎恨虚伪的道德礼教,以及自己内心对自然纯真的追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馀。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著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搢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这样的人生观,也不外是「齐祸福、一死生」的老庄思想。《晋书》本传说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在文章中,他藉著所谓的「大人先生」寄托了他求追精神自由的心境,并攻击那虚伪的世俗礼教中的贵公子、搢绅处士。全文充满了奔放自在的讽刺意味。

  阮籍虽然厌恶那个社会,但他却不得不活在魏朝的官僚社会裏,尤其与专权的司马氏有著若断若离的关系,使得他满腔的苦闷,一旦发泄出来。便成为锐利痛快的怒骂(《大人先生传》)。而刘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僚社会所接受,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于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揶揄嘲笑的态度了。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杆挂大布犊鼻褌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在七月七日这天有晒衣习俗,阮咸家贫,竟以长杆挂犊鼻裤(短裤、贫贱者之服,魏晋名士夏日喜欢穿犊鼻裤,表示洒脱)于院中,与北阮纱罗锦绮形成对照,自然地表现出阮咸任达不拘礼节,然而亦说明,阮咸虽家贫,而其士族之优越门第和身分并不减。阮咸虽未能免俗,但所作所为亦不同流俗。这时候的他其实还只是个少年,但作风却也与阮籍不相上下,而那位以「穷途之哭」而著称的阮籍,就是他的叔父,两人合称为「大小阮」。虽然叔侄间有辈分差距,但却不拘形迹,经常像朋友一样共同游息,那种放浪不羁的生活作风,也的确各有千秋。

  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于此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同于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藉口。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己私恋的一个鲜卑婢。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这种超越自古的传统礼制,其实都是对礼法尊严的一大讽刺。因为当时的礼法已经失去它原先的意义。 在当时礼法甚严,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读完此文,其实猪也是天地万物所生,又何必区分地位的高低及卑贱。想想仲容与群猪为瓮共饮盛况,也能体会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那种放达不羁的豪气。且阮咸的「达」是任意而为之,随心所欲,较不同于阮籍的「达」是因对世俗礼法无奈而为之,这是他们两个不同之处。

  然而这些行为,在名教社会,有冲击礼法和解放个性的积极作用。因为在当时,一些礼法之士卑鄙而无气节,名士们的不拘礼法恰好是对礼法虚伪的揭露及抗议。因此,不拘礼法仅只是其一方面的表现,而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

  (晋书阮咸传)说:「山涛举典选,曰:『阮咸贞素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这对阮咸是很高的评价,阮咸虽不拘礼法,而能

  采纳数:8779获赞数:172277百度知道17级,帮助1000万人以上向TA提问展开全部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时期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博爱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对此王晓毅先生在《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通过检索佛教经典《大正藏》的相关译名,认为“竹林”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经典的观点值得商榷。韩格平先生在《竹林七贤名义考辨》(《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一文中也认为,“竹林七贤”的命名与僧徒解经的格义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格义”之说不足为信③卫绍生在《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竹林”应该在七贤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对“竹林”进行实地考证的学者大都不出以上二说,但尚存疑虑,并未真正地解决问题。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人们敬重。

  展开全部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7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1.嵇康

  嵇康(223~262),字叔夜,三国时曹魏文学家、思想家与音乐家,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竹林七贤”之一,世称嵇中散。善于音律,创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合称“嵇氏四弄”,与东汉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临涣镇),因家居侧有嵇山,故改姓嵇。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爱好打铁。曾被孙登说:“保身之道不足”。 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 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线),三国时期曹魏末年文学家、思想家。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 阮籍

  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另据史料记载,因为阮籍才华横溢,在当时名气很大,掌权的司马集团很想拉拢他,但阮籍和司马集团总是若即若离。阮籍曾经当过司马集团给他的一个官——东平太守。他骑驴上任,进了衙门便令人拆去隔墙,十几天后又骑驴离开了,好像开一个玩笑似的。后来他又主动要了一个官干,当了一名步兵校尉,其动机就是看上了步兵营中有一位厨师很会做酒,而且营中藏有美酒300斛。在两任官职期间,他也每日只是与刘伶饮酒吃肉,成天醉倒在酒乡里,从不发表任何政治见解。后来,晋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其实,阮籍在的成长过程中,他的思想、态度是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的。幼时的阮籍所接受的是很正统的儒家教育,并未接触过真实社会、只沉浸在书本中的阮籍一直到青年时期都还在受此影响。他的真实想法是,当今世道大乱,唯有依靠儒家的思想教育民众,方可实现救赎,而能做到这些的,又舍我其谁?他的这种思想在他的早期作品《乐论》中可见一斑,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如今天下大乱,世风不古,可通过音乐来救赎人心,美乐至则民心顺。胸怀大志的阮籍走向社会后,通过与一干人等的接触、对社会的观察思考,渐渐认识到,儒家思想只不过是统治者的一个工具,要实现太平、实现自己心中那种美好的愿望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不得不很悲痛的转投了老庄一派,原因是,在老庄的世界里,在竹林的世界里,虽然不可以“平天下”,却能独善其身,保持自己心灵的自由美好,畅然物外,六开彩开奖现场直播 开奖结果。其亦乐哉。可是阮籍并没有完全的去适应,尤其在司马家发动“高平陵政变”篡夺政权之后,阮籍选择了彻底放纵自己,选择了逃避。他常常自己驱车,任意游走,行至路穷处便放声大哭。他很痛苦。这是一种最悲凉的痛苦。

  山涛(205—283)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山涛虽在竹林七贤年龄最长,可是很晚才开始为官。涛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功曹,上计喙,举孝廉州辟部河南从事。《晋书·山涛传》他第一次做官大约在正始六年左右没当多久就逃走了。山涛初次入仕时间极短,到正始八年就开始同嵇康、阮籍同做竹林之游。短短的几年隐居生活后,山涛开始了第二次入仕。 山涛第二次入仕虽与婚姻有关,但它在此后的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活,还是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作用,它为当时的晋朝选取了大量人才,在当官时选贤任人,对自己约束甚严,对于贿款而能一直坚守其节,在那时的政治风气下实属不易。 山涛

  山涛是司马氏政权的骨干力量,所以历代文人从正统观念出发对他有所非议,甚至被后世视为「贰臣」然而就如此断定山涛的评价,不免也失之公平,因为当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有迫害曹氏成员的记载,更没有杀害过正直之士,而是对有才之人大力提拔,这对社会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拜赵国相,遣尚书吏部郎,文帝与涛书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迈时,念多所乏,今致钱二十万,榖二百斛。《晋书·山涛传》由上可知山涛在太子少傅加散骑常侍并没有像一些官僚那样大肆兼并,生活奢华,而是雅操清明。他为朝廷选拔人才,并不营私结党,而是选举任能。 山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失才;凡所提目,皆如其言。唯用陆亮,是诏所用,与公意异,争之不从。亮亦寻为贿败。 有此可知山涛与其他竹林七贤有其相当的差别在于任官方面,他的积极出仕跟其他人来比的确有一段差距,他曾三次举谏阮咸为吏部郎,虽然嵇康写了与他的「绝交书」但嵇康的儿子嵇绍后来也是由山涛举谏而进入仕途的。 山涛一生的宦途生涯几近似十年之久,从四十岁开始任郡主簿,功曹之职,因预见曹爽的被杀而隐居不仕,但是不久之后又即被召回,以后任官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三代政权,成为司马氏政权的得力助手,他与阮籍嵇康不同,他的一生鲜少有反司马氏思想,反而紧密的围绕在司马氏政权左右,并成为司马氏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在他的职历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吏部郎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职,这些都是属于吏部的官职,其职权是以派任官吏人事为主,属于中枢性的部门,这必须通晓官界里复杂的人事关系,同时还需有识人的气度,这对一向以自己的政治器识为豪的山涛来说,正是适得其所。 与其他六贤之差异 :山涛虽然年轻时崇尚老庄思想加入了竹林七贤之列,可是本质上他却不是一个浪漫的文学家或忘情的政治家,而是一个拘守世俗礼法的彬彬君子。山涛的性格基本上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真能忘情逍遥世外的人,他还是身在红尘之中有野心想立身扬名于世,只不过因他政治上的远识,使他在政争最厉害的时候避世远遁,一旦机会来了他还是会出仕的,他与嵇康阮籍之交也可说是偶有交会迸出的火花罢。所以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写到“足下傍通多而少怪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所谓“偶与足下相知耳”正道出了这其中的实情。 对《与山巨源绝交书》这一节略做补充。其实,嵇康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另一个层面上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好朋友,有了这封绝交书,就不会因为自己不配合政府的态度而连累到好朋友。后来嵇康被杀害,临死前把自己的儿女托付给山涛,留言:“巨源在,汝不孤矣。” 山涛为人磊落大度,生活节俭,做官不过多要求什么,对待朋友赤诚坦坦。后世者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牵强附会。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他又与吕安同在山阳地方灌园以自给。山阳是嵇康住宅所在之地,可见他们三人交往甚密。但是种田、栽培蔬菜并不是他们的嗜好所在。以田园工作换取生活所需,一旦有了空闲,就相携出游于大自然间,逃脱政治的黑暗樊笼,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虽然他们三人的行止如此亲近,但向秀的性格却是与嵇、吕相异,嵇康傲世不羁,吕安放逸而超迈俗人,向秀则好读书,所以常被他们所嘲笑。三心灵的交流从向秀的《思旧赋》可看出:“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不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 据晋书本传的说法,向秀是喜好老庄之学的,但是从年轻时就喜欢读书的向秀,对儒家思想也是相当有研究的。他二十岁时,曾写过一篇《儒道论》,从他后来的《庄子注》一书中的思想满可以约略猜出,这篇文章大约是想将儒道两家的思想做一调和。(《儒道论》现已失传)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 向秀有感于历来读【庄子】的人虽然很多,但为之作注者却很少,便想替【庄子】作注,完成此工作后,请嵇康、吕安批评,看完之后,几乎给予一致的赞叹。可见向秀的【庄子注】确乎超越了有旧家的注解,而直通庄子的心灵,故颜延年的【五君咏】:「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晋书】本传:「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史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今日向秀的【庄子注】已佚失,其中一些佚文散见于张湛的【列子注】中。 向、郭的【庄子注】,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哲学著作,也是当时崇有派的代表作品,其中许多观点是和贵无派对立的。成龙弟子来《梦想秀》招募传人 徐小明站台打气这部著作,力图把道家学说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而且,更多地从儒家观点修正了道家的学说。何晏、王弼的贵无学,主张不要干涉门阀世族的特权,使世家大族的利益得以无限地扩张;而何、王的贵无论,到向、郭崇有论的转变,反映了魏晋时期门阀世族的内部争权及发展过程。 祟有论:在本体论方面,向、郭不赞成贵无派「无能生有」理论,提出了「物各自造」和「造物者无主」的说法。认为万物的形成和变化都是「自己而然」,万有本身就是自足的,在万有自身以外并没有生化万物的独立实体;所谓无,只意味著万有的自生自得;万有都是永恒存在的,虽变万化,终不能归于无。这种学说,否定了道和无生化万物的观点,肯定了万有的实性。但这种学说也同时否认了万有之间在时间上有因果的联系,否认了万物进化的过程。 这种崇有论,表现在社会问题上,提出了「天理自然」和「安分自得」的人生观,得出了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结论,认为自然和社会的秩序都是自然而然的,人物的各种差异和它们所处的各种地位也都是天然合理的;万物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追求自己分外的事情,自然就会感到自由和快乐;无为并非消极无所作为,而是所作所为不应超过自己的本分;圣人身居富贵之位,同样可以享受山林隐士的清高生活等等。所有这些观点,在于论证名教并不违背自然,要求社会各阶层都能于自己的等级名分,以巩固已有的秩序。 难养生论:向秀的思想之有异于嵇康,尚表现在他的【难养生论】一文中。【养生论】为嵇康的作品,文中主张寡欲养生,而向秀却持反对的看法,他的这种思想是将魏晋时已经盛行的老庄思想中尊重自然的想法加以推广,但是从他的表现和论理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已是站儒家的立场。纵使他对老庄思想有极度的兴趣,但却不曾以此来做为他生活态度的指针。所以,后来嵇康和吕安被处死的事件发生时,他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受到当朝者的注意,准备援引为官。这也是他们思想的歧异之处。曾与司马昭的有过对谈,司马昭当时掌握实际政权。 嵇中散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蹉。 (箕山是山名,传说尧要让位给巢父、许由,二者不愿接受,就隐遁在箕山,故箕山之志即隐居之志),即使向秀在处理实际问题和思想与他的两位好友有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互相争论中愈亲密,因此他对于两位死于非命的好友,那种痛惜哀伤之情,是发自本心的。自洛阳归山阳嵇康旧居时,忍不住写下了有名的《思旧赋》,文中所表现暗藏的政治黑暗与恐怖,呈现消极抵抗政治的态度,司马昭死后,向秀仍继续做他的官,只是极不得意。晋书本传说:「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不任职、容迹而已,可看出他仅挂个做官的空名,还能保持这个空有其位的空名罢了。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市)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于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晋书》本传记载说,他经常乘鹿车,手裏抱著一壶酒,命仆人提著锄头跟在车子的后面跑,并说道:「如果我醉死了,便就地把我埋葬了。」他嗜酒如命,放浪形骸由此可见。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跟镇上的人吵架,对方生气地卷起袖子,挥拳就要打他,刘伶却很镇定从容地说:「我这像鸡肋般细瘦的身体,那有地方可以安放老兄的拳头。」对方听了,笑了起来,终于把拳头放了下来。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醀然已醉矣。」 【任诞篇】 (有一次,他的酒病又发作得很厉害,要求妻子拿酒,他的妻子哭著把剩馀的酒洒在地上,又摔破了酒瓶子,涕泗纵横地劝他说:「你酒喝得太多了,这不是养生之道,请你一定要戒了吧!」刘伶回答说:「好呀!可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是没法戒酒的,必须在神明前发誓,才能戒得掉。就烦你准备酒肉祭神吧。」他的妻子信以为真,听从了他的吩咐。于是刘伶把酒肉供在神桌前,跪下来祝告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说完,取过酒肉,结果又喝得大醉了。) 从这骗取酒肉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他滑稽多智、放荡不羁的一面。不但是人,就连鬼神也不放在眼中。 关于喝酒,竹林七贤裏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喝酒,但刘伶却独以酒而闻名,可见他的酒量之多。他的喝酒,或许同阮籍一样,是因为受逼于黑暗的政治,污浊的社会,但他确能沉醉在酒乡的混沌世界中,不像阮籍、嵇康是充满著愤懑之心的,阮籍甚至还在酒后吐了血。他喝酒的方式也是极其豪迈的。伴随著狂饮而来的,自然是行为上的放荡。 刘伶是个醉鬼,他的思想接近庄子。刘伶经常沈湎于酒中,无视礼仪,任性胡为。从嵇康、阮籍那裏学到一些皮毛,放荡荒唐、玩世不恭者有之,学识胆量皆无,终日醉醺醺。他好赤裸身体,时常在家裏脱光了衣服饮酒。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 (客人进屋找他,假如有人来讥讽他,刘伶大言不惭,他就傲然地说道:「天地是我的房屋,室内是我的衣裤,你们为什么要钻进我的裤裆裏来?」)此外他更将这种境地,表现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酒德颂》中。 作品《酒德颂》 【酒德颂】 「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活在污浊的乱世,却又无力挽救当时的社会,刘伶只好放浪形骸,同时阮藉著酒醉的言辞行动,来表示他憎恨虚伪的道德礼教,以及自己内心对自然纯真的追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唯酒是务,焉酒是务,焉知其馀。 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醒。静听不闻电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待侧焉,如踝赢之与螟蛉。 这篇文章的大意是说:「有所谓大人先生者,他将宇宙看做是自己的家,以为一万年不过是转瞬之间而已,他随著自己的意思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行也好止也好,只有酒是他的乐趣,其他的乐趣他瞧都不瞧。贵公子、搢绅处士们,听到他的风评,没有一个人怒目相向的,拿礼法来非难他。但先生手中却不停地拿起酒杯,拂去落在髯上的浊酒,陶然醉倒。他不觉寒暑,也没有利欲之情,将这个世上的杂然万物,完全看做是漂流在大河上的浮萍。」 这样的人生观,也不外是「齐祸福、一死生」的老庄思想。《晋书》本传说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在文章中,他藉著所谓的「大人先生」寄托了他求追精神自由的心境,并攻击那虚伪的世俗礼教中的贵公子、搢绅处士。全文充满了奔放自在的讽刺意味。 阮籍虽然厌恶那个社会,但他却不得不活在魏朝的官僚社会裏,尤其与专权的司马氏有著若断若离的关系,使得他满腔的苦闷,一旦发泄出来。便成为锐利痛快的怒骂(《大人先生传》)。而刘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僚社会所接受,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于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揶揄嘲笑的态度了。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据说就是他所作,李季兰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弹奏的阮咸画像,神情专注。

  王戎(234—305),字浚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生于大富之家 ,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在七贤当中,王戎的年纪是最轻的,他比山涛小二十九岁,比阮籍小二十四岁,比嵇康小十一岁。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可以得知,在稽康受刑而死的时候,王戎二十九岁,则王戎九岁的时候便认识稽康,同时还交往甚密。